往事录 | 曾志：在延安审干运动中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
因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所以“九条方针”的文件从未学习过，至今不知其详。但我知道，我能活着度过这一关，靠的就是这“九条方针”。因为，按过去中央苏区“肃反”的做法，我早就脑袋搬家了。
有了中央的方针，党校一部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敛。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我与叶群的家都在王家坪。她回家，我总让她去看看我的女儿。
我最想念的就是女儿亮亮了。亮亮的大名叫陶斯亮，她爸爸起的。“斯亮”大概就是“这儿最光明”的意思，是纪念宝塔山下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
整风开始，亮亮一岁多。我被审查前，每星期都回家，审查一开始便不许回家了，而此时陶铸又化装去晋西北进行敌后武工队的工作调查了，需要第二年才能回来。家里的男保姆是个战士，三十多岁，对孩子算是有些感情，但管教方法不对。
比如他去担水、打饭，就用绑带把亮亮的脚拴在床脚上，哭也由她，闹也由她，拉尿拉屎都由她。我怕女孩子穿开裆裤不卫生，就让她穿实裆裤，孩子小，大小便有时会拉在身上，男保姆就用小板子打她的手心。裤子一脏就打，所以孩子很怕他。
有一天，叶群从王家坪回来告诉我：亮亮病了，发了烧。我只好请求支部让我回去看一下，支部居然同意了。我回到家见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就急忙带她去看病，喂她吃药。第二天中午，我正陪女儿在床上休息，叶群进来了，说是支部要她来看看我、陪陪我的。
以往我回家从没有什么人来陪我，显然是让她来监视我的，不外是怕我自杀，怕我找人串通。女儿退烧后我就回党校了此后，经支部批准，女儿每星期都可以来我身边过周末，周六下午由男保姆送来，周一接回去。
女儿来，是我这一周的大事，每周六天一到傍晚，我总是早早坐在半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女儿。我不眨眼地远远望着王家坪的渡又，眼看着保姆背着亮亮上了岸，然后让孩子下来走一段，又背一段。
一到党校跟前，我便飞奔下山，亮亮也老远便叫“妈妈”，我们母女俩那个高兴劲，那种幸福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描述。
1945年在延安（左一为曾志，左二为陶斯亮）
“临时支部”实为监狱，重点审查对象七十多人互相审查、批斗；“坦白分子”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心狠手辣;个别老红军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整起人来毫不留情;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把我挂了起来;陈毅认为我在高压下没讲假话，态度诚恳;我被勉强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
春节过后，大约是三月份，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人了党校临时支部，从而离开了原住处，迁往新住地继续接受审查。新住地在党校一部后山，新开了一条巷道般的山洞，直通党校一部。
此处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又处筑着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的坚固土墙，墙上插着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这里名为临时支部，实为监狱。
新搬来的党校一部学员有七十多人，都是所谓有重大问题的。七十多人中有二十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七大代表，因党的七大延期召开就进了党校接受审查。临时支部的书记最初是耿飚，他上前线后继任书记是聂鸿均。
七十多名学员分作七八个小组。审查方式是：小组学员互相审查，即“有问题的”审“有问题的“。每个人又重新报告一遍个人经历，然后在小组里互相提问、批斗。我属于死顽固，大约他们估计不容易突破，所以在一年多里始终没有轮到我。
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是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与以前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
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
有一次用绳子只吊着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
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又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这是每个被审查者都必需要遭受的。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又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墻，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可是，偏偏我这个“顽固分子”在临时支部里没有再被批斗逼供，也没有参加审查别人，一年多里我都是作记录，那一豆昏黄的小灯，使我的视力下降了许多。
不开批斗会时，我就翻来覆去地“啃”马列学院读过的理论书。我排除了一切烦恼与痛苦，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不至活得太沉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活下去，要健康地活下去!因为我明白：再大的冤屈，总有澄清洗雪的一天，但如果经不住批斗，身体垮了甚至死了，那么冤屈就可能永远成冤屈了。
因此，我时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自已，敦促自己多吃、多睡，努力排除干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之，我的心绪一直是较为平静的。
例如：我与危拱之同住一个窑洞时，她同一名比她年轻的干部恋爱，半夜三更两人还在窑洞里说说笑笑，搂搂抱抱，甚至在床上滚来滚去，我都能视若无睹，照样看书睡觉。
后来我与宋维静同住一个窑洞。由于她曾被长期单独关押，受刺激较大，已几乎失语，与我同处一室后开始是断断续续说一些，后来变成整天含糊不清地叨叨，还经常神魂颠倒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我也照样泰然处之，看书学习和睡眠都不受影响。
由于这样，在这一年多里，我的身体反而比以前还要好些。
“你们这样讲就是反对中央总结审干经验，就是反对中央精神。”面对这样吓人的帽子，大家没有被唬倒，我说：辩证法是讲“一般与个别”、“普通与特殊”的。
全延安的审干是不是都有“逼供信”我们不清楚，即使大部分没有“逼供信”，那也只是“一般”和“普通”，而不是全部，至少我们临时支部就是例外，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个别”和“特殊”。
临时支部审干中的“逼供信”，大家分明都是亲眼见着，亲身经历着的，又都是刚刚发生的，怎么可以死不认账呢?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做法，根本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范某某坚决不同意临时支部存在“逼供信”的说法。我们气极了，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志跑去找彭真校长汇报，但走到半路硬是被支部派去的人给拽回来了。
后来才知道，所谓的总结审干经验，和“抢救运动”一样都是康生他们搞的。不久，支部把审查我的结论交给我看，结论把我的经历写了一大篇，结果认定：离开闽东苏区是逃跑行为，与任铁锋的关系、荆当远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务嫌疑，最后结论是把我的问题挂起来。
我早就料到我不会有好结论，但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却是始料未及的。于是我便根据这份结论的内容，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一项一项地进行辩解反驳。我还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我又去找教务主任，他说：是啊，这些问题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
我请他为我说几句公道话，他很客气，可也不肯表态。碰了这些钉子，我便不再找人了，挂起来就挂起来吧!延安通讯与交通都不方便，全国又分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后区，到处都在打仗，目前要弄清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次蒙冤，我很镇静，也很坦然，因为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也相信自己，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不断勉励自己：革命是自觉的事，决不能因这个审干结论而消极、悲观，我还要像在荆当远工作期问那样，用事实来证明我的无辜和清白。我是草命战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只有更加积极努力，自觉为党工作，才能不愧对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历史。
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我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流过一滴泪。我惟一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这也是我能做的对党的最大忠诚。我尽量吃好睡好，如果哪个晚上停止批斗，我就静静地读书，一年多下来，我不仅没瘦，反而胖了。
这期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长信，尽管没收到回音，但我相信主席最后会主持公道的。果然，主席亲自纠正了这种无辜迫害党的忠诚干部的做法，朱老总、陈(毅)老总、钱瑛大姐等了解和熟悉我的老同志，也纷纷站出来为我说话。甄别后，我还被补选为七大候补代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为毛主席祝寿，在王家坪组织了一场舞会。我去了，主席见到我，显出很高兴的样子，邀我跟他跳舞，我乘机问：“收到我的信没有?”
“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
领袖的信任，足以消融我一切的幽怨和委屈。包括审干在内的延安整风，是我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伟大政治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对实现党内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次整风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与过去“左”倾路线占上风时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是根本不同的。通过这次整风，党内达到了空前团结，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得到了空前加强。
整风后期出现的“抢救运动”，以及“抢救运动”中存在的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得到了空前加强。
整风后期出现的“抢救运动”，以及“抢救运动”中存在的严重的“逼供信“和假坦白现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给整风运动特别是给审干工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但这一错误在延安整风中，毕竟是局部和支流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否认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就。好像是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已经延期多年的党的七大终于进人正式筹备阶段了，中央成立了几个大区代表团，开始审查代表资格。整风审干中有遗留问题的代表都由各代表团负责甄别。
我虽不是代表，但我是华中的干部，所以华中代表团的领导对我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也进行了考察和甄别。华中代表团团长是陈毅，钱瑛也是领导成员。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在高压下没有讲过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是难能可贵的，代表团领导因此推荐我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
这样，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结论便成了我在延安审干中的最后结论。结论大意是：从我入党到离开闽东之前，以及离开闽东之后，工作一贯是积极的，表现是好的;但因病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的错误。
华中代表团正式选举代表时，陈毅为我作了介绍，肯定了我的长处，但也指出因病离开闽东苏区是一个错误。大多数代表投了我的赞成票，我被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但毕竟有一个“错误”尾巴，所以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可以说差一点落选。
为了甩掉压在我身上的“逃离闽东”的包袱，我打报告给毛主席，要求去敌后工作;临别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仅四岁的亮亮;我们让长征战士杨顺卿把亮亮当做女儿养大成人，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沙场
党的七大开幕前，中央决定大会后要派一批干部并调一支军队到两湖、两广，深入日军占领区去加强武装斗争，并在敌后更大区域内开展党的群众工作。陶铸要求到敌后去，中央同意了。由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中央决定此次深人敌后一律不调女同志，也不准带家属。
但我想去敌占区。我长期以来被迫背着“逃离闽东”的沉重思想包袱，由于战争环境里一时难以进行调查核实，因此要证明自己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只有主动到最危险的敌后战场去。我要用事实来洗刷别人泼到我身上的污水，用鲜血，甚至生命来证明我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
于是在另一次舞会上，我找到了主席，我说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主席有些为难，说中央已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让你去呢?
我倔强地争辩：“不可能一律不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主席拗不过我，最后宽厚一笑：“好好!我支持你去!回头我同少奇同志讲讲。”最后中央也同意了。
就这样，中央特批我一个女同志随陶铸南下，到沦陷区去打游击。但走到半路，日本投降，中央指示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在白山黑水艰苦卓绝地战斗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我才又见到主席。
就要告别延安了，就要结束我在延安五年八个月的难忘岁月了，我心中还真依依难舍。离开延安，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们的女儿亮亮。她刚四岁，天真活泼，人见人爱，尤其是陶铸的心肝宝贝。
然而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民族解放，多少人已经抛头颅洒热血捐躯疆场，我们离开女儿又算得什么?何况还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照顾，我又何必牵肠挂肚!此时，组织上已派杨顺卿来照顾亮亮。
出发前一个月我就告诉女儿：爸爸妈妈要出远门，到很远的地方去，白天晚上都不能回来，你就跟杨叔叔在一起。你要爱杨叔叔，不要想爸爸妈妈，不要哭。这样的话我几乎天天对孩子讲，使她知道爸爸妈妈不会回来了，让她幼小的心灵有个准备。
同时我们请求照看她的杨顺卿，把亮亮当做自己的女儿养大成人。杨顺卿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废战士，非常和蔼善良，十分疼爱亮亮，亮亮交给他，我们是很放心的。
这时，我忽然得了阑尾炎，送进医院经检查后是亚急性，因此当晚未动手术。那天晚上我想，不如趁这次开刀把绝育手术也做了，免得以后在敌后工作再添拖累。我向李富春提了这个要求，李富春说这事要征求陶铸意见才行。
于是便给陶铸打了电话，陶铸说没有意见，由我自己决定。这样，第二天就一下子做了两个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术后我受了风寒，咳嗽不止，把腹内的缝线崩断了一处。当时并不知道，术后十天就出了院。
再十天左右就参加了党的七大预备会，每天往返要走十多里，党的七大之后更经历了连续几个月的长途行军，所以伤又一直没有完全愈合，经常发炎，腹部时肿时消，非常痛苦。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地点在杨家岭大礼堂，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候补代表共七百多人。毛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辞(即《两个中国之命运》)，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科学地总结了三次革命特别是八年抗战的经验，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团结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纲领与策略。
在政治报告的最后，毛主席满怀激情地号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大家精神无比振奋。在整风审干中挨过整的同志，心中的一切哀怨和不满也都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了，特别是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向被错整的同志们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大家更是感动得热泪涟涟，呜咽不能语。
大会期间又有许多同志报名到前线去，到敌后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党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以后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七大是六月十一日闭幕的，六月十二日，我们来不及参加牺牲同志的追悼会，就随警一旅的大部队出发了，杨顺卿抱着亮亮和朱仲丽(王稼祥夫人)等同志一起来送行。
当我骑上马时，看到亮亮很惊慌，却又不敢啼哭，而我则早已泪如雨下了。因为我是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那喋血沙场的，这一别，五年十年难再见，而且很可能就是我与女儿的永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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